五月中旬的平阳，天气已经热起来了。
校园里的女生开始穿裙子，薄薄的碎花裙，裙摆在膝盖上方晃动。
男生的T恤被汗洇出深浅不一的湿痕，后背那一块最深，像地图上的一块水渍。
阳光明晃晃的，照在地面上反光，你得眯着眼睛才能看清路。
空气里飘着杨絮，一团一团的，像下了一场慢速的雪，你伸手去抓，它就从你指缝里飘走了，抓不住的。
我走在从食堂回寝室的路上。
杨絮落在肩膀上，落在头发上，落在睫毛上，痒痒的。
我眯着眼看那些杨絮，它们飘得没有方向，风往东它们就往东，风停了它们就慢慢往下落，落在地上聚成一团，下一阵风来又散了。
看起来轻盈但让人烦躁。
和我查到的那些线索一样，东一块西一块，拼不成完整的画面。
我决定再去找牛秀琴。
***
我没有提前打电话。直接去了平海文化局。
我知道牛秀琴在那里上班，但从来没去过。楼不高，一栋八十年代的灰砖楼，墙皮有些剥落，露出里面灰褐色的砖面，像皮肤的伤口结了痂又被抠开。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平海市文化局”，白底黑字，漆有些褪了，”化”字的最后一笔只剩下一道细细的白线。
门口站了片刻，保安看了我一眼。保安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沿上有一圈茶垢。”找谁？”
“找，牛秀琴，牛主任。”
我需要信息。而牛秀琴是唯一一个既站在”知道”的位置上，又愿意跟我说话的人。虽然，和她说话的代价是什么，我很清楚。上一次在办公室，她的手放在我腿上，那种触感——隔着校服裤子的温热——我记得。那个温度好像还贴在那里。
但我还是来了。
一楼走廊光线昏暗，日光灯有一根坏了，忽明忽暗的，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像有人在你耳边反复拧一个收音机的旋钮。
墙上的公示栏贴着几张红色的通知，边角翘起来，被风吹得啪啪响。
水泥地面拖过，但没拖干净，留着一道道灰白色的水印。
我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嗒，嗒，嗒。
牛秀琴的办公室在二楼尽头，门半开着。
我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牛秀琴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
她抬头看到我，先是意外，然后笑了。
那种笑，从嘴角开始，慢慢往四周扩散，像一滴墨水滴在宣纸上。
那种我很熟悉的、意味不明的笑。
“哟，林林？你咋来了？”
我站在门口：“路过。来看看老姨。”
牛秀琴放下笔，靠到椅背上，上下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从我的脸到我的脚，再回到我的脸上，那个眼神里有审视、有好奇，还有一种”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了然：“——路过？平海文化局可不是什么路过的地方。”
我没接话。
她笑了一下：“坐吧。”
***
我在沙发上坐下。
沙发是那种老式的皮沙发，深棕色的，皮面有些裂纹，坐下去的时候弹簧吱了一声，整个人往下陷了一点。
空调开得很足，冷气从头顶下来，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牛秀琴给我倒了一杯水，纸杯，办公桌上那种。
水是凉的，一次性纸杯的壁很薄，水的凉意透过来，渗透在手指上。
然后她坐回自己的办公椅上，翘起二郎腿。
丝袜在日光灯下发着光，膝盖交叠的地方，裙摆往上缩了一点。
我的目光第一下落在她身上的时候，就停滞了一瞬。
一身低胸紧身短裙，深V领口，裙摆到大腿中段，肉色丝袜。这是上班，不是去酒吧。V领开得很低，锁骨以下大片裸露，没有戴项链。她的职场着装和”文化局主任”的身份不匹配，像一个穿错了戏服的演员。办公室朝北，没有直射阳光，日光灯的冷白色照在她身上，把锁骨投下一片浅浅的阴影。
她正在转笔，指甲涂着暗红色的甲油。
那双手，我记得它们在我身上游走过的触感——夏天的晚上，在她家的沙发上，那根手指从我的大腿外侧划过，像一条蛇爬过。
我的后背一阵发紧。
办公桌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包，爱马仕。橙棕色礼盒般的硬挺轮廓，在灰暗的办公室里格外扎眼。金属搭扣反射着一小点冷光，像一只眼睛，看着你。她没有把这包藏起来，就大大方方地放在那里。就像她在暑假里说的。”人家给的”。
我的目光从包上收了回来，不敢多看，怕被牛秀琴注意到。
但牛秀琴注意到了。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自己的包，然后笑了：“好看不？”
我没有说话。
牛秀琴也没继续这个话题，但她那个笑已经给了我答案：这包，和母亲那件古驰裙、和那条礼物链条，是同一个系统里的东西。
像一根绳子，从母亲那里穿过来，穿到她这里，两头都被绑着，中间是那些礼物——古驰、爱马仕——它们是绳结，一个接一个。
她靠在椅背上，隔着办公桌看我。
“林林，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没有。”
“黑眼圈都出来了。”
“课多。”
“课多。”她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种”我知道你没说实话”的从容。
我坐在沙发上。这是我和牛秀琴的第几次见面？第四次？第五次？我以为我可以掌控局面，我来问她问题的，不是来被她看的。但我发现自己还是那副模样，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孩”——一个被她看穿的小孩子。手心有点出汗，在裤子上蹭了一下。
办公室里很安静。
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的脚步声，隔壁办公室的电话铃声，远处打印机工作的沙沙声。
空调开得很足，有点冷，冷气从出风口一直往下压，吹得我脖子后面凉凉的。
办公室特有的混合气味，文件纸、茶叶、牛秀琴身上的香水味，还是那种浓甜的花香调，太浓了，腻得让人想打喷嚏。
***
闲聊了几分钟无关紧要的话题之后，我放下了纸杯。纸杯底部的水渍在桌上留下一圈湿痕，浅浅的，过一会儿就会干掉。
抬起头，用一种我自己觉得意外的平稳语气说：“老姨，那条裙子，是你给我妈的吗？”
牛秀琴的手停了一下，大概半秒。然后她把笔放下，看着我：“哪条裙子？”
“浅黄色的。古驰的。暑假我在我妈衣柜里看到的。”
牛秀琴沉默了几秒。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你翻你妈的衣柜？”
她没有转身，声音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惊讶，是一种”果然来了”的平静。
我没有回答。但问题已经不需要回答了，两个人心里都知道。
她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双臂抱胸：“是我给的。怎么了？”
她承认了。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问出了更核心的问题：“谁给你的？”
牛秀琴看着我，看了一会儿。
窗外的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她的轮廓在光里变得模糊，脸在逆光中看不清楚表情。
然后她轻轻摇了摇头：“林林，有些事，你别问。”
“为什么不能问？”
“因为问了对谁都没好处。”
“对我妈？”
“——对所有人。”
牛秀琴走回办公桌，从包里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
她很少在我面前抽烟，这是第一次。
打火机咔的一声，火苗跳起来，她吸了一口，烟雾从她嘴里吐出来，在日光灯下慢慢散开，像一层薄薄的纱。
“林林，你觉得你妈容易吗？”
我没说话。
“她好不容易把剧团办起来，为了让你们家能过得去。你爸，啥都帮不上。你还要上学。”
“……”
“有些事情，你就当不知道，行不行？”
我坐在沙发上，手指攥着纸杯，杯壁被捏变形了，水洒了几滴在裤子上。水是凉的，透过布料渗到大腿上，凉凉的，但没有感觉。
***
办公室里的气氛已经变得难以忍受。
我站起来告辞，牛秀琴也没有挽留。她拿起桌上的钥匙，”我送你下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下楼梯。
走廊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声控灯在走过的每一层亮起来，嗡嗡地亮几秒，然后又灭了。
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阳光从大门照进来，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眯起来。
牛秀琴侧过身掏门禁卡，她的脖子右侧，在阳光的直射下。
我看到了。
她脖子右侧，靠近下颌角下方大约三厘米的地方，有一块淡紫色的斑痕。
不大，大概一枚一元硬币的大小，颜色已经从深紫褪成了浅紫偏黄，是快要好了但还没完全消的痕迹。
在阳光直射下，那块皮肤像被什么压过，纹理和周围的皮肤不一样，微微凹陷。
不是吻痕。那个位置、那个形状，更像是指印。
我第一个念头，谁掐的？
第二个念头，什么时候的事？
第三个念头，也是最让我不安的——她脖子上有一个指印，但她在办公室里，和平时一样地说话、一样地笑，好像这件事不存在。
好像那个指印不是她的，是别人的，贴在她身上，她不觉得疼。
或者说，她习惯了。
我看到那个斑痕的时间只有一瞥，不超过两秒，然后牛秀琴已经推开了大门，阳光涌了进来。
牛秀琴站在门口：“行了，回去上课吧。”
我点了点头。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走出了大门。阳光照在脸上，有点热，刺眼，眼睛有点睁不开。身后的玻璃门合上了。
走了几步，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砖楼。
灰色的楼在阳光下显得颓败，窗玻璃反射着下午的光，白花花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牛秀琴已经不在门口了。
我想起暑假，牛秀琴说过的某句话。她说：“林林，你妈不知道咱俩的事。”
我不知道她脖子上的斑痕是谁留下的。
但我知道，她在对另一个人隐瞒着同样的事。就像她对我说的，”有些事，你别问。”
牛秀琴不是”有能力”的一方。她脖子上有被人掐过的痕迹，她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在这个权力网络里，她也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和我母亲一样。
这个认知让我对牛秀琴的感情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不是同情，是一种更复杂的、说不上来的东西。
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
晚上，寝室熄灯后。我没有睡。
坐在书桌前，台灯开着。
室友们都睡了，四周只有轻微的鼾声和空调的嗡嗡声。
窗外的夜色是深蓝色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细细的白线。
打开手机备忘录，看了又看。然后拿出一支笔和一张A4纸，开始画图。
画了一个关系图。陈建军，陈建国，陈建国闺女，牛秀琴，母亲。箭头。问号。笔尖在纸上划过，沙沙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很响。
盯着这张图看了很久。然后圈出了”陈建军”的名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
在暑假前，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
但现在，这个名字出现在每一个线头的一端。
像一张蜘蛛网的中心，所有的丝都通向它，所有的猎物都被缠在那个点上。
我以前觉得母亲是”被照顾”的人，剧团团长、能干的单亲妈妈、坚强、好看，所有亲戚都是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意识到，她的”好看”和”能干”——可能不是礼物，是她用来交换的筹码。
这个想法让我坐在台灯光晕的边缘，一动不动地愣了很长时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
台灯的光把我半张脸照亮，另外半张沉在阴影里。
面前那张A4纸上画满了线和箭头，有些名字被圈起来打箭头，有些被划掉。
手指搭在笔杆上，指节微微泛白。
***
周六早上，我被手机铃声吵醒。
屏幕上显示”妈”。
接起来，还没完全清醒。
母亲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林林，周末咋过？”
“睡觉。”
“别老睡，出去活动活动。”
“嗯。”
然后母亲说了一句让我警觉的话：“对了，你那个实习鉴定表……签好了，妈给你寄过去。”
我根本没交什么实习鉴定表，那张表还在我书包里空着。母亲主动提起这件事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她记得我上次回家的”理由”，二是她在帮我圆那个谎。她没戳穿我。
“好。谢谢妈。”
“谢啥，吃饭了没？”
“还没。”
“去吃，别饿着。”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床沿上。母亲的声音没有任何破绽，她像一个完美的演员，扮演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母亲”的角色。
但我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她只是不选择说出来。
两个人都在演戏。
***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
我从学校图书馆出来后，走过学校门口的报刊亭。
买了一瓶水，拧开盖子灌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下去的时候有一瞬间的刺痛。
然后目光被报纸架上的《平海晚报》吸引了。
拿起来翻了一下，第二版的文化新闻里有一段关于平海旅游节的报道，其中提到”文体局局长陈建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盯着”陈建军”三个字看了很久。那三个字印在报纸上，字不大，四号或者五号宋体，和其他的字排在一起，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在我眼里它们不一样。它们像在放光。
我站在报刊亭前，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开幕致辞，视察展位，与参展商交流，标准的活动报道，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告诉你”这是一个正常人在做正常事。”
但我知道他不正常。至少，在我的人生故事里，他不正常。
我又买了一份同样的报纸，这一次，不是怕错过，而是想剪下来。
我也不知道剪下来有什么用，可能只是想留下一点什么。
一点纸质的。
可以握在手里的。
证据。
付钱的时候，报刊亭的大爷看了我一眼，”学生吧？”
“嗯。”
“学啥的？”
“——法律。”
“好。学法好。以后当律师，挣大钱，”
我笑了笑，没有接话。
把报纸卷起来，塞进书包里。
走回学校的路上，风还是冷的，但阳光很好。
我低着头，走得很快。
报纸的一角从书包拉链缝隙里露出来，在风里哗啦啦响。
我走了一段，停下来，把那角报纸塞回书包，拉好了拉链。
然后继续走。
***
晚上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遇到了老贺。
她端着一个餐盘，在我对面坐下来，”咋一个人吃？”
“习惯了。”
她笑了一下，夹了一筷子我盘里的菜，嚼了嚼，”你妈最近咋样？”
“——还行。”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
但我犹豫了一下，放下筷子，”贺姨，”
“嗯？”
“——你认识梁致远不？”
她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大概半秒，然后她把菜送进嘴里，慢慢嚼完，吞下去。放下筷子，看着我。
“咋突然问这个？”
“——没事，就随便问问。”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食堂里的吵闹声在那一瞬间好像降低了音量，变成了背景里的嗡嗡声，像一台开着的收音机，没人真的在听。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吃饭，”认识，咋了？”
“没咋。就是——暑假的时候，他来平海吃过一次饭，你也在。”
“哦，那是。”
她没再多说，我也不好再问。
但我们之间，那顿饭的后半段，有一种奇异的沉默。不是尴尬，是”两个人都知道有些话不该再说”的那种沉默。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咀嚼的声音，汤勺碰到碗底的声音——这些声音变得很大，大到填满了我们之间的空气。
吃完的时候，她站起来，端着餐盘，拍了拍我的肩膀，”林林，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我抬头看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端着餐盘，穿过人群，消失在食堂门口。
我坐在原地，筷子搁在碗上。
“不知道，比知道好。”
但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太多了。收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