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曼哈顿的纳苏街与威廉街之间，地址为华尔街40号的曼哈顿信托银行大楼现在已经被改名为“华信大厦”，这栋高282.6米、70层的摩天大楼竣工于1930年。
在原时空中，这幢经常被当地人称为华尔街王冠宝石的大楼于1995年被川普集团收购，并改名为川普大厦。
在黄奕华最初的想法中，他是准备收购帝国大厦的，不过由于考虑到帝国大厦的产权太过复杂，所以只能作罢，最终在今年年初收购了曼哈顿信托银行大楼并改名为“华信大厦”，至此，黄奕华在纽约终于有了一栋像样的办公大楼了。
此时，位于大厦最顶层的豪华办公室里，黄奕华正一边享受着沙朗斯通的口舌服务，一边接听着来自日本方面的电话：“老板，大藏省藏相竹下登和财务官大场智满、日本银行行长澄田智，已经从东京成田机场乘上了泛美航空的航班，准备飞往纽约。”这是保罗·琼斯在日本打来的电话。
“好的，马上按原计划进行。”黄奕华淡淡地回答道。
放下电话，黄奕华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成了！”脸上闪过一丝兴奋。紧接着有拿起电话：“史蒂夫，可以按计划进行了。”
“好的，明白。”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史蒂夫·科恩兴奋的声音。
历史的轨迹没有变，原时空中闻名世界的“广场协议”要来了！
9月22日，也就是明天，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将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
因该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被称为“广场协议”。
竹下登此行就是要来签署“广场协议”的。
按照日本的规定，凡是内阁部长出国，在国会开会期间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可要是拿到国会申请，市场马上就会知道一切。
所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一起定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
竹下登和友人相约，到东京成田机场旁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
他带着高尔夫球杆和球鞋，行李却已经藏在轿车的后备厢里。
竹下登很悠闲地出现在球场，到球场打了9个洞，中途就匆匆赶往机场。
而且为了避免被其他日本乘客认出，没有坐日本的航班，而是订了泛美航班的机票。
如此隐秘行事，是为了避免“广场协议”提前曝光。
对这段历史知道的清清楚楚的黄奕华早就交代了琼斯，要求他派人在当地时间9月21日，盯紧竹下登的行程，只要他出现在机场旁边的高尔夫球场，就马上通知黄奕华。
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首次向日本提出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
一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在三大改革要求之中明确了“修正低位日元”的方针。
追溯这些政府层面对日本的要求，其基础却来自一家美国企业。
1983年9月，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发布了题为《美元日元的矛盾——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报告。
该公司时任董事长是李·摩根，因而这份报告常被称为“摩根报告书”。
卡特彼勒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熟悉，它是世界最大的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制造商之一。
只七十年代以来，卡特彼勒和众多的美国企业一样，面对日本同行的攻城略地备受冲击。
1980年，在国际市场上，卡特彼勒的工程机械销售额还高达33亿美元，可是仅仅三年后，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7亿美元。
被蚕食的市场，几乎都落到了日本的小松制作所和日立株式会社的手里。
李·摩根是典型的美国人，他认为卡特彼勒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是最好的，竞争不过日本产品的原因是价格，而日本产品价格便宜的根源是日元被严重低估。
当时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是1：240左右，李·摩根认为合理的汇率至少应该是1：200。
如果是这个汇率水平，卡特彼勒绝不会输给日本企业。
举例来说，同样是卖1万美元的产品，卡特彼勒拿到的就是1万美元，小松制作所按照“合理”的汇率，应该拿到的也是1万美元，也就是200万日元。
但按照当时的汇率，小松却能拿到240万日元。
换算到价格上，卡特彼勒标价1万美元的产品，小松的产品只需8000多美元就能出售。
李·摩根请斯坦福大学教授和著名律师执笔完成了报告。
他对日本企业的切身之痛在日元的低估值，而这份报告却洋洋洒洒给日本政府提出了十一项要求，不但涉及金融管理体制、汇率，甚至还有“日本政府把更多的结余资金用于住宅市场”这样并不直接相关的要求。
一家美国企业，当然不能对日本政府发号施令，不过，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游戏规则——游说。
李·摩根拿着他的报告，在美国国会游说议员，通过他们转为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的产业界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在背后敦促着里根政府，借助外交力量，迫使日本改革金融外汇体制。
这确实是找准了日本的软肋——在资本、金融领域，日本与美国还不是一个量级。
而从那时候起，黄奕华就交代科恩和琼斯，将银行里的美元慢慢地兑换成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
日本打开金融体制，一方面可以实现金融巨头们海外扩张，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必然会带来日元的升值，从而缓解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
只是，有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元汇率过低，是不是美元过高了呢？
1984年，美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
到1985年，里根政府执政5年的赤字开支共计81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从1789年建立联邦债务统计制度到1980年间财政赤字的总和。
1985年，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其中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就占了一半多。
所以，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治理”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对象。
1985年，里根开始了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在人事安排上，他把自己的幕僚长贝克和财政部长里甘进行了对调。
里甘出身金融圈，曾是金融巨头美林集团首席执行官。
他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奉行自由汇率，排斥政府干预，对日本提出的改革要求无不以“金融自由”为主题。
日元升值是这一系列庞杂改革的目的之一。
与前任里甘放任美元升值的态度不同，贝克一上任，就开始正视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
过高的美元不但打击了美国的出口，也使美国政府贸易、财政双赤字飞速增长，债台高筑。
贝克不像里甘那样，通过金融自由改革促成日元升值，他要改变的也不仅仅是日元，而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双管齐下。
贝克的方式非常直接——干预汇率。
6月，G10财政部长会议在东京召开，贝克与竹下登首次直接会面，两人一见如故。
口才极佳的贝克见到竹下登后就说：“我不是财政专家，你也不是，我们彼此岂不是正好。”
竹下登生于日本岛根县挂合村一个县议员家庭，其父是倒插门女婿。
竹下家经营酿酒，属小康之家。
年轻时的竹下登资质平平，大学学习商科本是为了继承家业酿酒，结果接触政治，步入仕途。
他的确不是学院派出身的“财政专家”。
见到贝克如此客气，竹下登连忙说道：“贝克阁下说得对，我们彼此的确正好。”
此时的竹下登还不知道，贝克这次将要改变“强大的美元”。
美元要贬值，就不是相对于日元一种货币，而是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普遍贬值。
这也就是后来“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
协议并非针对日本一国，而是美、日、英、法、德五国。
贝克要谈判沟通的国家比里甘多得多。也许是得益于律师出身，贝克展现了高超的谈判技巧。
在谈判的过程中，贝克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和日本达成原则上的一致，然后到欧洲，告诉欧洲各国，日本已经答应了我们。
当欧洲各国也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再回到日本，用欧洲的合作敲打日本，要求日本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但是此时贝克却拿出了美国从未有过的谦恭姿态，恳求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国需要你的帮助。”
贝克的举措和言辞，一下子将竹下登和在场的日本人员给吓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这是竹下登等人的第一反应。二战以来，对日本来讲，美国一直高高在上，只有日本鞠躬的份，哪有美国人低声求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