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一，我和出庭的证人讨论作证的方向，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给出最有力的证词。卢恩负责社交角度，彼得负责关于理查德的威胁行为，菲利克斯负责从哲学的角度明确概念，指出对方的诡辩。隆美尔则从军人荣誉方面入手。
周二下午，庭审开始。
我在原告席就座，隆美尔叔叔、彼得和瑞秋母亲都出庭当证人。菲利克斯在庭审快要开始的时候匆匆赶到法庭。他脸色涨红，满头大汗，像是匆忙赶来。菲利克斯的父亲跟在他后面，之后脸色铁青在旁听席落座。
被告席上，理查德·梅茨格和马丁·韦伯以及周日冲锋队同伙并排坐着。理查德神色紧绷，眼下黑眼圈浓重，眼中红血丝明显，眼神写着不服与愤恨；马丁则摆弄着袖口，没有看我。
法官敲响法槌。
被告方的第一条辩护由理查德的辩护律师提出。“法官阁下，本案的实质不过是几个同学之间因学业竞争产生的矛盾，因年轻气盛而采取了不当的社交方式。这属于校园冲突。将此类事件上升到蓄意的诽谤与伤害的刑事层面，或许有夸大之嫌。”
卢恩从证人席站起。“我在柏林大学已就读一年半，社交方面广泛，熟悉该校学生社交方式，也处理过很多真正同学之间的校园冲突。关于被告方所谓‘几个同学矛盾’的陈述，理查德和马丁因为嫉妒露娜成绩这一心理和排挤露娜这一共同目标结盟。理查德·梅茨格和马丁·韦伯结盟后，开始系统性地招募对露娜心怀恶意的人，并把质疑他们行为的人视为异己。这些人先是通过目光回避和刻意忽视来抹除她的在场感，然后在课堂讨论中打断她或截断她的话，并对她的成绩进行质疑和刁难；再然后是在公共场合散布关于其血统和家庭背景的谣言，最后才是街头聚众围堵。这不是‘几个同学闹矛盾’。这是一套完整的阶梯式排他程序，每一步都需要一个小团体一定的规模和组织性，绝非冲动之下不当的社交方式，不应被定性为校园冲突。”
卢恩看向被告席的几个冲锋队成员。“如果只是同学矛盾，为什幺需要五个冲锋队成员参与？为什幺要在空地上七对一的方式动手？为什幺此前没有人试图与她正常沟通？在此期间从未有人问过她‘你真的有犹太血统吗？’‘你父亲真的是叛徒吗？’。他们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指向了用谣言和暴力排挤露娜，迫使她离开学校，离开柏林。”
彼得·伯格在卢恩之后到来到证人席。他说明了实验课理查德故意毁坏实验器材的经过。线圈需要人为松动，导电油脂需要提前准备，理查德本人盗窃过助教的实验室钥匙复制了一把。这些行为需要一个星期的准备，属于蓄意行为。之后冲锋队对家庭成员进行威胁，这些行为也足矣证明恶意针对。
比登科普夫律师从法律层面进行补充。理查德的辩护律师语塞。
马丁·韦伯的律师提出“法官阁下，我的委托人及其同伴所采取的行动，是基于对德意志民族纯洁性和国家荣誉的深切忧虑。他们认为，一名背景存疑且表现异常优异的学生很可能用不正当的方式挤占忠诚德国青年的教育资源。他们的手段或许过激，但动机源于爱国，他们社会经验不足，导致表达方式失当。我们是否可以将此理解为爱国热忱在缺乏引导下的一种幼稚变形。”
菲利克斯在马丁的律师说到一半的时候就打算起身反驳。“我反对这种将‘爱国’作为辩护词的使用方式。我曾研究意向性理论，行为的本质不由行动者自我宣称的动机决定，由行为所指向的客观对象及其结构性后果决定。被告方声称其行为动机是‘爱国’，从行为所指的客观对象而言，他们行为实际指向对象不是抽象的国家威胁，他们选择了指向露娜·诺伊曼这一具体的人。他们剥夺她的名誉，剥夺她安心上课的权利，剥夺她作为柏林大学学生应当享有的人身安全。他们采取的这些手段属于系统性的主体性剥夺。从结构性后果而言，当‘爱国’这一普遍理念被具象化为‘排挤特定个体’时，动机已经发生了异化。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爱国’就沦为暴力意志的自我合理化标签。”
菲利克斯看了旁听席上的父亲一眼。“他们存在一个谬误，爱国这一思想与排挤露娜这一行为之间缺乏内在的因果必然联系。被告方无法证明‘露娜·诺伊曼在柏林大学就读并获得学术资源’这一事实对德国国家利益构成了任何实质损害，也无法证明‘将她逐出校园’能对德国复兴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将普遍的政治情感与具体的伤害行为强行建立因果关系，是典型的虚假归因与范畴错误。”
菲利克斯回到旁听席，他的父亲点了点头，脸色依旧难看。隆美尔叔叔站起补充
“法官阁下，我以德意志帝国国防军少校身份作证，军人对‘爱国’的定义很简单：尊重法律、保护国民、尊重为国牺牲者。而这些人的行为属于无授权、无组织、无纪律，他们伤害德国国民，侮辱为国牺牲的战士。爱国者用法律和荣誉保护国家，而这些人用拳头和谎言破坏国家，他们的行为与爱国无关，是爱国的对立面。”
马丁·韦伯指尖开始发抖，他用揉搓袖口布料和抠指甲的方式缓解紧张。
“法官阁下，前面原告方提到侮辱烈士的指控，关于对诺伊曼小姐父亲的谣言，我的委托人承认，他们在此事上确实未能充分核实信息来源。他们看到了一些街头小报和匿名文章，在缺乏社会阅历的情况下，轻信了这些信息并加以传播。这并非出于抹黑烈士，他们行为的核心原因基于不完整信息的误解。他们愿意为此表示遗憾。”
“被告方在动手之前有充分的渠道核实信息，柏林大学图书馆有完整的军事年鉴档案，国防部荣誉档案室对公众开放查询，他们有至少三周时间在动手前确认露娜父亲的情况。他们跳过了一切核实环节，直接发动了从造谣到围殴的全套攻击。在这群人造谣之前，不存在关于露娜父亲的街头小报和匿名文章。他们是谣言的发起者和恶意传播者。将一位追授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凡尔登烈士污蔑为“叛徒”是在系统性瓦解军队内部的信任链条，如果一个连队士兵知道“死后可以被随意抹黑为叛徒”，阵亡者的家属可以被随意践踏，那幺整个军队的荣誉体系将沦为笑话。这种构成对现役与退役与已牺牲的全体军人家庭的共同侮辱，不是一句‘愿意对此表示遗憾’所能原谅的。”
对方的辩护律师放弃了关于爱国和误解问题的辩白，他们逐渐转向努力减刑。
“关于袭警的指控，我的委托人认为有必要澄清。马丁·韦伯当时看到警察突然出现，内心极度恐惧，他没有蓄意攻击执法者的想法，他的行为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应激反应，恐惧让他失去了判断力，他只想自卫，不是想有意阻碍执法。一个普通年轻人在突发高压情境下的应激反应不应该被定性为蓄意袭警。”
法官的目光转向原告席。“原告方可对此进行回应。”
我站起。“法官阁下，被告方试图将‘恐惧’作为袭警行为的免责理由，这个命题不成立。首先，我们明确马丁·韦伯行为的客观目的。他当时面对的是正在执行合法逮捕任务的警察，他选择挥舞有明确伤害性的橡胶棍，橡胶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他的直接行为指向阻止警察的执法行动。无论他的内心状态是恐惧、愤怒还是慌张，行为的客观指向从未改变。”
旁听席坐满了人，他们此刻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脸上。
“其次，被告方提出的‘恐惧应激反应’辩护，存在严重的逻辑滑坡风险。如果一名正在实施违法行为的嫌疑人可以仅凭声称‘我当时很害怕’来为攻击警察的行为开脱，那幺请问，当一名警察在面对暴力袭击时同样感到紧张和恐惧，他是否也可以因为‘应激反应’而使用超出必要限度的武力？如果恐惧能够成为执法对象使用暴力的合法理由，那幺恐惧是否也能成为执法者使用过度武力的合法理由？一旦我们承认情绪状态可以中断法律责任链条，整个执法与犯罪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乃至崩溃。法律并不是心理学实验，它不衡量恐惧的等级，它衡量行为的方向和后果。”
“最后，马丁·韦伯参与了造谣、围堵、携带武器和看到警察后不投降反而攻击这些全部过程，这些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并且逻辑自洽的袭警事件，不存在因为应激造成过程链条断裂。”
我说完，法官侧头看向被告方律师，对方没有提出追问。
“我方请求传唤最后一位证人，”比登科普夫律师说，“目击者瑞秋·英格瓦的母亲，路易莎·英格瓦女士”
瑞秋的母亲拿出了瑞秋的手写证词。瑞秋在证词中采用了连绵长句，倒装破框和无连接词并列，这些都是文章写作中最有气势的句子。瑞秋的母亲本身身材强壮声音洪亮，读这份证词充满力量。
对方辩护律师没有再进行发问，他们对着理查德和马丁摇了摇头。
法官开始选读判决书。
理查德·梅茨格因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侮辱阵亡军人名誉、有组织诽谤，判处三年六个月监禁，缓刑一年。附加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00马克，公开书面道歉，承担诉讼费用；
马丁·韦伯因袭警、携带武器参与暴力行动，并作为诽谤共犯，判处两年八个月监禁，缓刑六个月。附加处罚赔偿500马克，并公开书面道歉；
五名冲锋队成员参与街头暴力，协助诽谤传播，围堵事件动手者判处一年六个月监禁，旁观者判处6个月监禁，并共同赔偿300马克。
被告席上的七人脸色惨白，旁听席上理查德的父亲径直走出法庭，马丁的父亲低头擦拭眼镜，母亲捂住嘴眼眶泛红。
打我的冲锋队成员听到判决猛地站起，说自己不知实情，说自己冤枉，被法警按回座位。
法槌落下，法官宣布结案。
“这在法律上判决已经属于偏重”隆美尔叔叔对我说。
卢恩和我一起走出法庭，“我们做到了，我们赢了，我们赢得很漂亮，露娜”，她对我说。
菲利克斯的父亲走到菲利克斯身边，对他说“现在立即和我回家。”
瑞秋放学后就来到法庭，来找她的母亲。她见到我，“前面有几个记者围住我，问我是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想知道你是个什幺样的人。我说，你是一个在凡尔登英雄的遗孤，一个在柏林大学成绩优异的学生，一个养着名叫Lorelei的狐狸玩偶和厄德兰赫尔的德国牧羊犬的女孩。她不仅仅是'北欧精灵''雅利安标本'这样的符号。他们又问，那你认为那些人的行为是什幺？我说，把爱国当成遮羞布的暴力，对历史的无知的偏见，以及一群人对真相选择性失明。”
晚上八点，我带着厄徳兰赫尔在柏林街区走了一圈，回到自己家楼下。厄德兰赫尔全程在我脚边小跑，耳朵竖着扫视四周。
菲利克斯站在我公寓门口，他脚边放着一只旧皮箱，棕色皮革，边角磨损得厉害，铜扣上挂着钥匙串。他站姿笔直，微微前倾，重心落在左脚上。这种情况是久站的放松姿态。
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擡起头。他的左脸颊上有清晰的红色痕迹，从颧骨延伸到耳根。掌印，在冷空气里微微泛着暗红，边缘已经开始肿起。他嘴角有一道细小的血痕，已经凝固成暗褐色，没有擦干净。
“露娜……”
厄徳兰赫尔停住脚步，对着他叫了两声，而后转头看我。我摸了摸她的头，示意她安静。
“你脸上怎幺回事？你父亲打的？”
他直视着我的双眼。““庭审结束后他就叫我立即和他一起回家。他一路沉默，到家后才开口。他骂我，说我在法庭上的话全是‘抽象而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只会给家族丢人现眼’。””
“他说你那些关于范畴错误和意向性分析的内容抽象？”
“他说我站在证人席上把简单的打架事件变成哲学辩论，是在暴露自己脱离现实。他说那些话在法庭上没有用，只会让人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的傻瓜。”
“他错了。你的辩护是有力的。你从逻辑上拆解了对方关于‘爱国’的辩护框架，这比情绪化的反驳更有效。”
“露娜，你这样说让我开心一点了，还是你更加了解我。我父亲骂我四个小时，你一句话就把我的辩护逻辑重新确认了一遍。”
“然后你们吵起来了？”
“我忍不住。我说我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眼中只有钱只有利益只有算计的人。我说他看不起也看不懂真正需要智慧的事物。他听了那句话，脸色变了，然后说‘既然你那幺想要爱情，直接去找她，别回来了，也别再向我要钱。今天就从我的公寓搬出去。’”
“我当真了。我说好，我现在就搬。然后我就上楼开始收拾东西。他跟着我上楼，站在门口看着我往皮箱里装书和衣服。一开始他沉默，后来他说‘我说气话，你还当真了？’”
菲利克斯碰了碰自己脸上的掌印。“然后他扇了我一巴掌。说‘怎幺会有像你这样的儿子’，说我甚至还不如那些沉迷于喝酒赌马的纨绔子弟，因为那些人至少还知道竞争，知道追求，至少不想你一样活在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里。说我就是教育失败的产物。”
“我对他的那些话语同样生气，我难以置信自己在他眼中甚至不如那些纨绔子弟。然后我把公寓钥匙丢给了他。我说既然你说了让我搬，那我就搬，你既然不想要我这个儿子，那我也不需要你的钥匙。然后我提着箱子下了楼，走了四十分钟走到这里。”
他擡眼看我“露娜……我能和你住在一起吗？”
厄德兰赫尔走到了他脚边，嗅了嗅他的皮箱，然后擡起头，用湿漉漉的鼻尖碰了碰他垂着的手背。
他没说话，只是摸了厄德兰赫尔的背毛。
我习惯了独居，对和一个突然出现的人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同居感到冒犯。
但我不能保证那几个围堵我的冲锋队成员是否会让朋友来找我的麻烦。厄徳兰赫尔还小，目前还不具备保护我的能力。菲利克斯如果和我住在一起，被那些人找上门的概率急剧减小。先让他住在这里，等过几天再劝他回去。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我看着他说，“你至少应该先打个电话，或者让人带个口信。你直接提着箱子站在我门口，这让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知道……我走了一半就想到了。我应该先告诉你一声。但我当时……脑子里很乱，我只是想走到你这里来。”
“下次这种事，先和我商量，我可以和你的父亲谈话商量。”
“下次我会的。”他立刻说。
“你带了多少东西？”
他低头看了看脚边的皮箱：“换洗衣物、几本哲学书、一些笔记、洗漱用品，还有我家中最喜欢的装饰品，尽管它们很重，可能会占位置，但是我还是带来了。希望你也喜欢。”
“装饰品不是必要摆设，但会占据很多空间，并且增加清洁积灰的事件。我的房子本身就不大。希望你不要把太多装饰品摆在我房间里。还有，你父亲说过要断供？”
菲利克斯眼色暗淡了一瞬。“他说过。他扇我巴掌之后没有再说那个话题。不过，就算他真的要断，我也不在乎。”
“你自己有多少钱？”
菲利克斯沉默了片刻，“我认真算了……298马克。比预算更少。我原来以为大概有三百出头，但今天在路上又算了一遍，扣掉了上周在书店买的几本书和两天的餐费，就剩下这幺多。”
“不够在柏林生活一年。”我说，“房租、伙食、暖气、书籍，不包括突发状况，你至少需要每月150马克。”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的。虽然我不知道该怎幺办，但是我相信我可以找到赚钱的方法”
我推开门，“先进来吧，外面冷。菲利克斯，这里没有第二张床。如果你要住下来，需要自己准备被子和床垫，或者直接睡沙发。我只有一条毯子和一张床。”
“沙发我躺不下，我还是睡地上吧”
“那幺你今晚打算怎幺办？现在家具店已经关门了，你今晚没有床垫也没有被子。”
“来的时候看到街角有一家旅馆，挂着‘有房’的牌子。我想……应该能住。”
“你去住一晚。我认为明天我有必要和你父亲谈话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