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崮山头上的两代人】
时间如同天山的风沙，残酷而无情地将这片荒漠上发生过的所有血泪与尖叫，慢慢掩埋得不留痕迹。
疯狂的红色风暴终究有停息的一天。
文革结束了，那些曾被揪斗的老干部们陆续获得了政治平反。
薛大柱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病死在兵团医院里，死前身上还盖着党旗，得了一枚荣誉勋章，备极哀荣；而他的爱人苏素云则在守寡后，带着那双彻底变形、长满老茧与一身洗不掉的严重风湿病，在兵团那间简陃的养老院里，日复一日地数着塞外的日落，直到在孤独中凄凉死去。
那个内心极度自卑且暴戾的断腿连长赵铁柱，最终在兵团造反派的惨烈派系武斗中，被对立派系的机枪乱枪打死在干涸的水渠边，死无全尸。
消息传回地窝子时，他的妻子王翠兰坐在炕沿，没有流一滴眼泪。
此时的她，身边围着两个孩子。
大女儿对方振中的国军徽章念念不忘，那是国民军官的血脉；而年幼的儿子，此时正抓着炕上的泥土玩耍——那是她无可奈何、在赵铁柱无数次的粗暴凌辱与夜里强暴下，生生被体制当作人口繁衍机器而与这个杀夫仇人、断腿暴君生下的骨肉。
这个由害死前夫的敌对政权 ， 以鲜血、仇恨与肉欲在她的子宫里强行缝合出来的【血缘怪物】，成了她后半生最荒谬、也最刺骨的黑色幽默。
文革结束后，老干部们平反，政治风向变了。
一九八〇年代初，前夫方振中的国民军官身分随着政策改变而获得【摘帽】平反。
王翠兰这才牵着已经长大的女儿，怀里抱着与赵铁柱生下的年幼儿子，提着那只藏有国军徽章的破烂包裹，彻底离开了这片折磨了她大半辈子的塞外戈壁滩。
她回到了山东老家。
在沂蒙山区清冷的月光下，她拉着两个孩子，爬上了孟良崮那个把她第一任丈夫炸成碎片的惨烈旧战场。
大女儿跪在碎石地上，对着找不着尸骨的荒冢痛哭，烧着黄纸祭拜亲生父亲方振中。
而那个流着共军连长赵铁柱血液的幼子，则在一旁懵懂地看着漫天飞舞的纸灰。
王翠兰跪在女儿和儿子中间，看着那枚泛黑的青天白日徽章，任由风沙刮过她那张早已麻木如黄土的老脸。
摧毁她第一个家的政权，强迫她生下了第二个家的后代。
她带着杀夫仇人的种，来祭拜被炸碎的前夫。
这种超越了政治与道德、在女性身体上生生熬出来的畸形血脉，让她隐姓埋名地活在沂蒙山的阴影里，一辈子再也没有笑过。
她活了下来，但她的子宫和灵魂，早就成了两代政权交替下，最血淋淋也最讽刺的历史废墟。
而那个精神崩溃的长沙女高生蒋秀琴，其悲惨的命运早在一九七二年的寒冬大雪中便迎来了终局。
她被发现冻死在连队东头那条干涸、结了冰壳的水渠底。
漫天的大雪盖住了她那一身赤裸、肮脏却在生命最后一刻被冰雪洗净的身体。
她死的时候，那双冻成冰雕的双臂，在胸前维持着一个死死环抱的姿势——她的怀里，没有红柳木，而是死死地、拼命地抱着那个唯一给过她克制与温暖的维族士兵艾力的破旧旧黄军衣。
这群在一九五〇年响应号召、在黄沙中耗尽了花样年华的女性，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尊严、她们的第一次，乃至她们的一生，最终都像碎骨一样，被死死地钉在了这片名为【屯垦戍边】的钢铁洪流最底层。
【两岸对位：蓝色百褶裙的终极幻灭】
一九八〇年代末，两岸打破了冰封，开启了探亲与交流的大门。
此时，已经步入暮年的林曼华，其命运却与千里的外海峡产生了一次最荒谬、也最令她战栗的交错。
林曼华因病逝的丈夫刘德山获得政治平反，重新搬回了那栋红砖房，甚至被冠上了【兵团功勋遗孀】的头衔。
她的其中一个外孙女，在九〇年代初因为读书与工作，机缘巧合地嫁给了一位前来内地投资的台湾人。
几年后，外孙女随着台湾丈夫回到了台北定居。
那一年，外孙女从海峡对岸给林曼华寄来了一封厚厚的中信。
信封里，除了报平安的文字，还夹着几张台北街头的高画质彩色相片。
照片里，是蔚蓝的天空、敦化南路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市民们穿着时尚且自由自在的笑脸，以及捷运站前井然有序、安宁而富足的人潮。
外孙女在信里兴奋地写着：【姥姥，台湾这里好进步，生活好自由，每个人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完全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落后……】
在独立红砖房的油灯下，七十多岁的林曼华，用那双干枯、颤抖的手指，死死抓着那几张台北的照片。
那一刻，天山脚下的夜空仿佛彻底塌了下来。
林曼华看着照片上那座自由、文明、充满了人道光辉的宝岛台湾，整个人如遭雷击。
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世纪、最极致也最残酷的历史讽刺。
一九五〇年，十九岁的她坐在长沙的卡车上，心中满怀着对那个被她视为『落伍、退步、反动』的国民政权的鄙夷，她为了追求『进步、独立与新中国的黎明』，甘愿与封建家庭决裂，义无反顾地奔赴大西北。
可她信任、效忠、并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共产党政权，给予她的，却是地下两公尺的地窝子、是被国家机器以组织名义进行的合法强暴、是月经失调与牙齿松动的肉体压榨、是秀琴发疯冻死在水渠里的惨剧、是文革时骨灰被砸碎的抄家羞辱。
而那个当年被她们瞧不起、被共军一路打跑、仓皇退守台湾的国民政权，竟然在海峡对岸的那座岛屿上，将社会建设得如此进步、富足与自由。
如果当年她没有坐上那辆西行的卡车，如果她的家庭当年跟着国民去了台湾……她的青春不会被格式化，她的身体不会被当作物资配发，她那条蓝色的百褶裙，依然可以在台北的阳光下，自由自在地随风飘扬。
林曼华死死咬着嘴唇，将头埋在膝盖里，在红砖房无人的深夜里，发出了这半辈子最绝望、也最讽刺的无声恸哭。
这场由两代政权的命运交织出来的巨大虚无与背叛感，像是一把烧红的铁印，彻底烙在了林曼华的灵魂深处。
它比刘德山夜里的蹂躏、比文革大会的皮鞭，还要让她感到彻骨的绝望与幻灭。
在随后漫长的三十年岁月里，这份在海峡对岸激荡回来的回音，成了林曼华心中最深沉、也最惊心动魄的秘密。
从那天起，她眼底那抹南方女学生的光芒澈底死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死寂的、冰冷的清醒。
她依然配合著兵团的宣传，在各种纪念大会上穿着得体的衣裳，当着宣传典型；但她的灵魂早已化作了一尊冷眼旁观的墓碑。
她默默地看着身边的老革命一个个死去，看着那些血泪被风沙和公文一件件抹去，她不说话，也不反抗，只是将这份被时代愚弄了整整一辈子的滔天恨意与委屈，像黑火药一样，死死地、一层层地压进了自己九十多岁的胸膛最深处。
她在等，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在等。
等着未来的某一天，她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与鲜血，向这个欺骗了她们整整一生的宏大时代，吐出那口憋了半个世纪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