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夏天，一辆浑身作响的解放牌卡车，拖着漫天黄土，摇摇晃晃地碾进了桃花村。
车斗里摞着褪色的木箱、卷成筒的幕布，还有几个歪歪斜斜打瞌睡的人。
车厢边沿探出几根竹竿，挑着褪了色的彩旗，旗上绣的字早已斑驳难辨，只剩一个“喜”字还勉强看得出是红的。
最先发现卡车的是村口大树下乘凉的二癞子。他把草帽往脑后一推，眯着眼盯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扯着嗓子喊起来：
“戏班子！戏班子来啦！”
这一嗓子像往油锅里泼了一瓢水，整个村子炸开了。
先是孩子们从各个角落里窜出来，追着卡车的屁股跑，边跑边喊“唱戏的来了”。
然后是女人们从院子里探出头，手里还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子。
再然后是男人们从地里回来，锄头往墙根一靠，也不进屋，站在路边看热闹。
卡车在村口的打谷场上停下来。
这是桃花村最大的一块空地，平常用来晒粮食、开大会，逢年过节偶尔放一场露天电影。
此刻场边已经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像看马戏团进村一样热闹。
车门开了。
先跳下来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对襟褂子，脸上带着江湖人特有的那种精明和殷勤。
他跳下车，对着围观的人群抱了抱拳，咧嘴一笑，露出一颗明晃晃的金牙。
“各位乡亲父老！俺们是‘喜家班’，路过贵宝地，想借贵方一块宝地，唱几天大戏，给乡亲们添个乐子！”
这人就是班主马福顺。
他话音一落，围观的村民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有人说好多年没看过大戏了，有人说正好农闲没事干，有人问票价多少。
马福顺笑着摆手说“好商量好商量”，一边招呼车上的人下来卸东西。
车上的人陆陆续续跳下来。
最先下来的是几个年轻后生，手脚麻利地开始卸箱子搭台子。
然后是两个中年妇女，一个瘦高个，一个矮胖墩，手里各拎着一个包袱。
最后下来的是一个女人。
那女人从车斗里探出身子的时候，整个打谷场安静了那么一两秒。
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的确良衬衫，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踩脚裤，头发烫着镇上刚刚流行起来的“大波浪”，蓬蓬松松地堆在肩上。
她的眉眼不算多么精致，但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是风尘味，也是女人味，是被生活和舞台反复打磨过的那种熟透了的韵味。
她叫水仙。
水仙扶着车厢往下跳，落地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
旁边那个瘦高个的中年妇女赶紧伸手扶了她一把，嘴里嘀咕着：“慢点慢点，摔坏了台柱子，咱可就喝西北风了。”
水仙没说话。
她的目光穿过围观的人群，漫无目的地扫了一圈。
这些面孔和她在上一个镇子、上上一个村子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好奇的、打量的、带着几分猎奇和几分隐隐的渴望。
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目光。从很赞哦登台到现在，整整十三年，她习惯了被人看。在台上被人看，在台下也被人看。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和那些木箱子里装的行头没什么区别——都是被搬来搬去的东西，从这个村到那个镇，从这个台子到那个台子。
不同的是行头破了可以补，她破了，谁补？
“水仙姐，你的箱子。”
一个少年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回过头，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正从车斗里搬下一只藤条箱。
箱子很旧了，边角磨得发亮，那是她全部的家当。
水仙接过箱子，点了点头。那男孩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你叫什么？”水仙问。
“阿宽。打杂的。”男孩挠了挠头，转身又去卸东西了。
水仙拎着箱子，走到打谷场边上那棵大槐树下。
树下已经有了几个用塑料布临时搭的棚子，是马福顺指挥人搭起来的“后台”。
棚子里堆着戏服箱子、道具箱子、锣鼓家什，还有铺盖卷和锅碗瓢盆。
这就是她的生活。一年到头，从这个棚子到那个棚子，从这棵大树到那棵大树。
她蹲在槐树下，打开藤条箱，里面塞满了花花绿绿的戏服和头面。
她翻出一面小圆镜，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
镜子里那张脸被一路上的风沙吹得有些粗糙，嘴唇干裂，眼角有几道细纹。
她用手指沾了点口水，把眉毛顺了顺，又掏出一管快要见底的口红，在嘴唇上抹了一层。
镜子里的女人立刻精神了几分。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
那笑容里有种自嘲的意味。
三十岁了，还在草台班子里混饭吃，从姑娘混成了嫂子，从嫂子快要混成婶子了。
再过几年，这张脸就撑不起台上那些才子佳人了。
到那时候，她靠什么活？
她不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