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的午后
我从平阳坐长途车回来。
三小时的车程。
窗外从城市变成县城，又从县城变成乡镇。
路边的雪还没化完——一堆一堆的，灰白色的，靠在墙根和树根底下。
冬末的风从车窗缝隙里灌进来，冷得人缩脖子。
车里的暖气开得很小，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片白雾。
车厢里有一股柴油味和旧座椅布料的气味混在一起，闷闷的。
我用袖子擦了擦玻璃——外面的田野光秃秃的，一片灰黄色。
到了平山县车站。
车站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候车室，门口的台阶有几块已经碎了。
几辆三轮车停在出口处，车夫缩着脖子在等客。
有人在卖烤红薯，铁皮桶改的炉子，冒着白色的热气。
那股甜味在冷空气中飘散开来。
我吸了一下鼻子，冷空气钻进鼻腔，有点刺痛。
到站时天已经快黑了。
我没有直接回家，先去了人民医院。
住院部四楼。
走廊的日光灯白得发冷。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气味，84消毒液混着某种药水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楼层。
从楼梯口拐进走廊，一股热浪扑过来——病房里的暖气比走廊足一些，温差在身上掀起一层薄薄的鸡皮疙瘩。
我的脚步在走廊里回响，一双旧运动鞋，鞋底磨偏了，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轻微的擦擦声。
走廊很长，两边的门大多关着。
透过门上的玻璃窗能看到里面的病床，有人在睡觉，有人在看天花板，有人在和家人说话。
那些画面从两边掠过，像是一格一格的幻灯片。
到了病房门口。我停了一下，伸手推门之前，先顺着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了一眼。
奶奶躺在靠窗的病床上，闭着眼，鼻子里插着氧气管。
她看起来比上个月瘦了很多，脸上的肉往下塌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
被子盖到胸口，一起一伏的——很慢。
父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低着头在看手机。
屏幕的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皱着眉头，大拇指在屏幕上慢慢地滑动。
另一张床是空的。
母亲不在病房。
我推门进去。
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我走到奶奶床边，看了看床头卡，血压、心率，看不懂。
奶奶的手露在外面，很瘦，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
我想伸手握一下，手指在身侧动了动，又怕弄醒她。
“我妈呢？”
“打水去了。”父亲说。
我嗯了一声。
站在病房里，不知道该做什么。
把书包放在靠墙的椅子上，拉链头的金属碰到椅面，叮的一声。
站着看了一会儿窗外，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一格一格的，暖黄色。
有人在窗边走动，模糊的影子。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轻的、碎碎的脚步。然后是开水房那边”咔”的一声，暖壶盖拧开又拧上的声音。
我认出了那个脚步声。从小听到大，母亲走路有一个特点，她的脚步总是很快，但不重。像是怕打扰到别人，即使在赶路的时候。
母亲推门进来了。
消毒水中的重逢
她瘦了。
枣红色的毛衣，还是之前那件，穿在身上明显比之前空了一些。
领口处露出一截高领秋衣的边，米白色的。
毛衣的下摆有些起球了，袖口的线也松了一根，她没有缝。
头发没有扎起来，披散着。发梢有些干枯，分叉了。头发里隐约能看到几根白丝——不是”几根”，是一小片，在耳侧和后脑勺的位置。以前她的头发总是染过的，黑亮的，现在那些新长出来的白发像细小的银针，在灯光下闪着。
没化妆。眼角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但不是那种”老了”的感觉，是”累”，像是一张被反复折叠的纸，折痕再也抚不平了。法令纹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以前没有这么深。
她看到我的那一刻，眨了一下眼睛。不是惊喜，也不是意外，是一种”你来了”的确认。嘴唇有些干，起了一层薄薄的皮。眼白有些发黄，眼袋很重。疲惫挂在她的脸上——不是那种临时性的困倦，是一种累积了很久的、从骨头里渗出来的疲惫。
右手提着暖壶，指节泛白，暖壶有点重。左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一个习惯性的握拳动作，但没有握紧。
没有任何装饰，没有项链、没有耳钉、没有发夹。
和去年那个戴耳钉、涂眼影、穿鹅黄长裙的母亲判若两人。
我记得她以前的耳垂上总是有细小的穿孔痕迹，现在那些孔还在，但什么也没挂。
她穿了一双旧棉拖鞋，棕色的，后跟踩扁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的。医院的瓷砖地面，她走路时脚步很轻，不是”轻快”的轻，是”不敢用力”的轻。像是每一步都在试探，腿脚的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
她看到我之后，第一个动作不是说话。
她把暖壶放在床头柜上，拔开瓶塞试了试水温，然后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奶奶的床头。
做完这些事之后才转过身来。
“回来了？”
“嗯。”
“吃饭了没？”
“还没。”
母亲沉默了一下。”一会儿食堂打饭。”
就那么几句。
像以前每一次我放假回家一样——先确认我吃了没有，再告诉我下一个安排。
她的声音比电话里听起来更哑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在医院的缘故。
日光灯白得发青。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病房里有暖气，但不够热。我的手在外边冻了一路，指尖还是红的。
监护仪器发出滴滴声，有规律的、冰冷的。门外走廊里偶尔有护士走过，脚步匆匆。开水房那边远远传来水声。
消毒水味，混着药味，还有病房特有的那种”病气”，说不上来，但一闻就知道这里住着病人。
母亲的状态可以用”耗着”来形容，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会打扮自己了。我记得以前的母亲出门前要在镜子前站很久——涂口红的时候要抿一下嘴唇，涂完了还要对着镜子左右看一下。现在她站在病房窗前，背影是佝偻的，不是驼背的那种佝偻，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塌了下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我想，她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一些。枣红毛衣的下摆在她弯腰时露出一截腰线，米白色的秋衣边，很快又被衣摆遮住了。
她直起腰，转过身来。目光和我撞上了。
“看什么？”她问。
“没看什么。”
她没有追问。走到床边坐下，伸手摸了摸奶奶的额头。
除夕·医院年夜饭
除夕的白天在病房里流走了。
没有春联、没有鞭炮、没有饺子馅的香味。
走廊里比平时安静，能出院的病人都出院了。
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炮仗声，县城里不禁烟花爆竹，但今年的响声比往年少很多。
远处有一声没一声的，像是一个人在空旷的地方拍手，孤单的回响。
我坐在折叠椅上。
看手机，屏幕的光在昏暗的病房里映在脸上，蓝白色的。
出去抽了两根烟，楼道尽头的窗开着，冷风灌进来，烟在风里被吹散了，抽完回来指尖发麻，继续坐着。
朋友圈里有人晒年夜饭的照片——满满一桌子菜，红烧鱼、四喜丸子、炖鸡、饺子。
红色的桌布，红色的灯笼，红色的对联。
我看了两眼就划过去了。
五点半的时候护士来查了一次房。量了体温，看了一下输液瓶，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走了。六点，母亲站起来，说：“我去打饭。”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远处有烟花在亮，一闪一闪的，没有声音的距离里看起来像无声的闪电。
病房里暖气烧得不够热。
我把外套裹紧了一些。
母亲的手是凉的，她握了一会儿水杯才暖和起来，杯壁上的热气在她手指间升腾，白蒙蒙的。
远处稀稀落落的鞭炮声。电视里在放春晚前的特别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喜庆而空洞。奶奶偶尔咳嗽两声。父亲翻手机的声音。母亲掰开一次性筷子”咔”的一声。
年夜饭是医院食堂打的。
三个菜，白菜炒肉片、西红柿炒蛋、一份紫菜汤。
饭盒盖掀开的时候，热气冒出来，一股食堂特有的味道——油、盐、大锅菜的气味——在病房里散开。
母亲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
她掰开一次性筷子，动作很熟练——然后先夹了一筷子菜放到奶奶碗里。
奶奶鼻子里还插着氧气管，吃饭不方便。母亲把菜夹得很碎，一点一点地喂。
我看着母亲的手，她把饭送到奶奶嘴边时，手指会微微托住奶奶的下巴，那不是护士的手法，是女儿的手法。
那个动作很轻，像是在喂一个小孩。
“妈，你先吃。”我说。
“我一会儿。”母亲说。
她喂完奶奶，才开始吃自己的。
菜已经凉了。
白菜炒肉片上凝了一层白色的油脂，薄薄的。
她没有抱怨，一口一口地吃完了那盒饭。
筷子夹起菜送进嘴里，咀嚼，咽下去，节奏和平时一样，不紧不慢。
电视里春晚开始了。开场歌舞，花花绿绿的一片。没有人看。
父亲先放下筷子，筷子搁在饭盒上，啪的一声。站起来走到窗边，点了根烟。护士站那边有人喊了一声”病房不能抽烟”，他掐了。
母亲吃完了饭，把饭盒收拾好。她没有看电视，看着窗外。
“妈。”我说。
“嗯？”
“明年会好的。”
母亲没有回答。她沉默了，像在等那句话自己消失。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
“但愿吧。”
那两个字在除夕夜的病房里漂浮着。窗外又有烟花开了一—砰，砰，砰，连续三声。在烟花的声音里，那两个字被淹没了。
我坐在折叠椅上。看着母亲的侧脸，烟花的光映在她的脸上，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她的脸上没有表情。
我想说很多话，想说”妈那些光盘我都看过了”，想说”我知道陈晨的事了”，想说”不是你的错”。
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说出来以后，母亲还能不能撑得住。
守夜·折叠椅与呼吸声
春晚演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电视里的笑声一阵一阵的——但病房里没有人笑。
十点过后奶奶睡着了。
父亲靠在另一张床上也睡着了，发出了鼾声。
我没有睡意。
我坐在折叠椅上，椅子太矮，腿伸不直，腰也疼。
铁质的扶手冰着胳膊肘，隔着袖子也能感觉到那股凉意。
我换了好几个姿势，把外套叠起来垫在腰后面，把背包放在脚边当脚凳，但怎么坐都不舒服。
母亲坐在窗边的那张椅子上，她没有靠窗台了，正襟危坐着。
她的头发披散着，有几缕挂在脸侧。灯光下能看到那些白头发更明显了，像是洒了一层薄薄的霜。在日光灯下那些白发的根部发着淡淡的银光，和黑发交接的地方，是一道模糊的灰色的过渡带。眼睛半闭着——不是睡着了，是一种”待机”状态。偶尔眨一下，眨得很慢。手搭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拇指在互相绕圈，一个小动作，她在无意识地做。
腰背挺直，这是练功人的习惯，即使在极度疲倦的时候她的坐姿也不会塌。
但肩膀是塌下来的。
像是背上压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的肩膀往前收着，肩胛骨从毛衣下面凸出来。
深夜的医院有它自己的声音地图。
隔壁病房传来老人的咳嗽声。
走廊里护士值班台的声音，远远的，模糊的。
窗外偶尔一辆汽车经过，轮胎碾压湿漉漉的路面——嘶，过去了。
奶奶的呼吸声，带着氧气管的咝咝声。
父亲的鼾声，均匀的、有些响。
母亲的手指摩挲衣料的声音，细微的、沙沙的。
没有对话。
凌晨一点左右，母亲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下，发出短促的声响。
走到奶奶床边，帮她掖了掖被角。
然后她去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水在喉咙里咕咚一声，又坐下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枣红色的毛衣在昏暗的灯光里变成了深褐色。
灯光从侧面照过来，她的轮廓在墙上投下一个模糊的影子，瘦长的，微微驼着。
那影子一动不动，像墙上的一幅画。
我想——这是除夕夜。2006年的除夕夜。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和母亲在医院里过年。
凌晨·角落里的一声叹息
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醒来时，天还没亮。
窗外是那种黎明前最深的蓝色，墨蓝墨蓝的。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在黎明前格外清晰。
我动了动，脖子疼。折叠椅的扶手硌着我的腰。半边身体都是麻的，手指尖像有无数根细针在扎，我在椅子上蜷缩了太久。
我看向母亲的位置，人不在。
我站起来，腿麻了。
脚尖踩在地板上像踩在一团棉花上，又胀又麻。
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等血液循环。
脚下的瓷砖冰凉，透过袜子渗进来。
然后我轻轻推开病房的门，走廊里很安静，护士站只有一个护士在低头写东西。
她的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沙沙沙沙——在安静中也能听到。
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微弱的嗡嗡声，像一只困在灯管里的虫子。
我往走廊尽头看了一眼，卫生间的门关着，门缝下面有光。
我又往开水房的方向看了一眼，没有人。
我正要回病房，听到了一声极其细微的声响。
不是说话声。是，像是，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又被强行压下去的声音。
我从那声音里辨认出了一种熟悉的震颤。
是哭声。
不是嚎啕大哭，是被压缩到极限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呜咽。
像是有人用拳头堵着自己的嘴，但有些声音还是漏出来了。
那声音撞在卫生间的瓷砖墙上，又被弹回来，闷闷的。
我在原地站了两秒。脚底贴着瓷砖，凉意从脚心往上爬，沿着小腿、膝盖，一直升到胸口。然后我走回病房。
母亲不在那里。
走廊的晨光
天慢慢亮了。
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一线灰白的光。
护士开始查房了，推着车从护士站出来，车轮碾过瓷砖地面，咕噜咕噜的。
我站在走廊里，等着母亲从卫生间出来。
走廊很安静。
不知道是谁在远处的病房里打开了一台收音机——晨间新闻的声音，模糊的、断断续续的。
窗户上的霜开始化了，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
她出来了。
头发重新梳过了，用一根皮筋扎了起来，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发型，但至少看起来整洁了一些。
她洗了一把脸，额前的碎发湿漉漉的，贴在额头上。
睫毛上还挂着没擦干的水珠，细细的，在晨光里闪了一下。
眼周有些微微发红，但她用水拍过了，不仔细看不太出来。
她看到我站在走廊里，怔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从我身边走过去，推开了病房的门。
“起来了？”她的声音——和平时一样。
“嗯。”
“一会儿食堂开饭了。”
她进了病房。
我站在走廊里没有动。
窗外的天正在亮起来——大年初一的光线穿过玻璃，落在瓷砖地面上。
冷白色的光。
没有温度。
脚尖在地面上碾了一下，鞋底和瓷砖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我知道她刚才在卫生间里哭过。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会假装不知道。
这个春节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