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一那一年，李欣萌过得还算平静。
那时候大家刚从小学升上来，男生们大多还没开始蹿个子，声音还没变，脸上干干净净的没有胡子，心智还停留在“女生有什么用”的阶段，对“喜欢”这件事的理解最多也就是“那个女生挺好看的，我想跟她做朋友”，连“表白”这个词都觉得太隆重、太正式、太像电视剧里的东西。
他们觉得李欣萌好看，但也仅仅是觉得好看而已，就像觉得一幅画好看、一朵花好看一样，是一个客观事实的陈述，不需要后续的行动。
情书也有，偶尔会在抽屉里发现一封，折成方块的、三角形的、心形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措辞笨拙得可爱——“你很漂亮”“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你的眼睛很好看”——她有时候会拆开来看，边看边笑，不是嘲笑，是真的觉得好玩，觉得这些跟她同龄的男孩子用一种她看来很孩子气的方式在表达一种她不太理解的感情，像看一群小动物在学跳舞，笨手笨脚的，但挺可爱的。
她看完之后会把信纸重新折好，塞回信封，第二天托人还回去，附上一句“谢谢，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语气礼貌、温和、不伤人，像一个提前学会了成年人的社交礼仪的小孩，在对待她还不完全理解的事情时，选择了一种最安全、最不会出错的方式。
那时候的她还有余力笑，还有余力觉得“被喜欢”是一件不坏的事，还有余力在日记本里写“今天又收到一封情书，那个男生的字好丑，他把‘眼睛’写成了‘眼晴’，笑死我了”。
那时候她的心还是软的，还没有被什么东西彻底冻住，像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表面有一层薄霜，但底下还是红的、软的、能用手指按出印子来的。
变化发生在她初二从南京回来之后。
从南京回来的那个冬天，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是在表面上——她的成绩没有下降，上课还是认真听讲，作业还是按时交，考试还是年级前二十，跟同学的日常交往也没有任何异常，该说话说话，该笑也会笑。
但那个“笑”不一样了，以前的笑是从心底里漾出来的，像泉水从地底涌上来，挡都挡不住；现在的笑是水面上的波纹，风来了它就动一下，风走了它就停了，风不吹的时候，那水面是平的，平的像一面镜子，照不出任何东西，也映不进任何东西。
她开始不再拆情书了。
不是故意不看，是提不起兴趣。
那些粉色的信纸、那些笨拙的措辞、那些“你很漂亮”“我喜欢你”之类的话，在南京之行以前是她眼里的“可爱”和“好笑”，在南京之行以后变成了一种跟她无关的、遥远的、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信号。
她坐在座位上，从抽屉里摸出那个没有署名的信封，看了一眼，放在桌角，放学的时候直接扔进了学校门口的垃圾桶。
动作很自然，没有任何犹豫和挣扎，像扔掉一个喝完的饮料瓶一样自然。
旁边一起走的同学问她“谁写的”，她说“不知道”，同学又问“你不看啊”，她说“不看”，语气淡得像白开水，没有温度，没有情绪，没有可供解读的任何信息。
那个同学后来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李欣萌好高冷啊，情书都不看一眼就扔了”，这话传了几轮，传到后来变成了“李欣萌把情书撕碎了甩在人家脸上”——没有的事，她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她只是不看，然后扔掉，不羞辱任何人，不给任何人难堪，她只是不做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需要力气，而她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别的地方——用在每天晚上睡前把U盘里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上几遍，用在那枚刻着两个L的戒指从左手换到右手、从右手换回左手、最后还是套在中指上，用在每一次手机震动时心跳加速地去看是不是他的消息，用在每一次通话结束时那句“哥你早点睡”里藏着的、永远说不出口的“我想你”。
这些事已经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她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处理那些粉色的信纸了。
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情况变了。
男生们像约好了一样，在一个暑假的时间里集体蹿了个子，声音从稚嫩的童声变成了低沉或沙哑的少年音，嘴唇上方冒出了软软的绒毛，肩膀变宽了，喉结凸出来了，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发型，开始在校服里面穿自己挑选的卫衣，开始用“帅不帅”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
与此同时，他们对“喜欢”这个词的理解也从“那个女生挺好看的”进化到了一种更具体的、更带有指向性的、更让人心跳加速的东西。
他们不再满足于写信了，他们开始在课间的时候来三班的门口“路过”，开始在食堂里“偶遇”她，开始托人打听她的微信、她的生日、她喜欢什么、她讨厌什么、她有没有男朋友、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而李欣萌在这股忽然升温的关注中，像一块石头沉在沸腾的水底，周围的泡泡不停地往上冒，她一动不动，水温再高也煮不热她。
她变得更漂亮了。
这是所有同学——包括老师和家长——都公认的事实。
初二那年她十三岁多，身体像一株被春天催生了的植物，几乎是一夜之间抽出了新的枝条：个子又蹿了一截，已经长到了一米六六，在一群还没完全长开的初中生里显得格外修长；头发又黑又密，散下来的时候像一匹黑色的绸缎，扎起来的时候发尾会微微翘起一个俏皮的弧度；她的皮肤白得发光，不是那种病态的苍白，是一种透亮的、像上好的瓷器一样的白，阳光照在上面会有一种温润的反光，像月亮被谁擦亮了之后贴在脸上；她的五官在那个年纪已经开始褪去最后一丝属于孩子的圆钝，鼻梁挺直，眉骨的轮廓清晰而秀气，嘴唇不薄不厚，上唇的唇峰弧度优美得像用毛笔一笔画出来的，不涂唇膏也是淡淡的粉色，像被樱花浸过一样。
她走在走廊上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整条走廊都亮了几分——这不是夸张，是好几个同学在不同的场合里说过类似的话，“她走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有人开了灯”“她站在窗边的时候窗户外面那棵树都变好看了”。
这些赞誉没有让她开心，也没有让她不开心，她听到的时候只是“哦”一声，像听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天气预报，然后继续低头写作业，或者继续看着窗外出神，目光落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她的同学们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看不到她在看什么。
她在看的那个地方，叫南京。
她的眼睛穿过办公室的玻璃，穿过城市的天际线，穿过七百公里的距离，落在那个灰白色的、外立面严肃得像一个老教授的图书馆上，落在那棵金黄色的银杏树上，落在那双笑起来会弯成月牙的银框眼镜后面的眼睛上，落在那件深灰色羽绒服的背影上。
她的身体坐在教室里，她的灵魂早就飞走了，飞到了那个她只去过一次但已经把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每一盏路灯都刻进了骨头里的地方。
她回来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她变了，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变了。
他们只知道那个初一时还会边看情书边笑的女孩，那个会礼貌地说“谢谢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的女孩，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让人觉得很温暖的女孩，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李欣萌——课间不离开座位，不主动跟人说话，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不给任何人靠近的机会。
她的课桌上永远摊着一本书，她在看书的时候会把头埋得很低，低到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像一堵用头发砌成的墙，把所有人挡在外面。
抽屉里的情书越来越多，花花绿绿的，有的还附带了小礼物——一支笔、一个钥匙扣、一颗棒棒糖、一朵从学校花坛里偷摘的小花——她看都不看，连同信封一起扔进垃圾桶，动作干脆利落，不带任何犹豫，像一个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人，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分得清清楚楚。
“李欣萌好高冷啊。”这句话在年级里传开了。
有人说她傲，有人说她装，有人说她不就是长得好看一点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也有人说她以前不这样的、她初一时还挺好说话的、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她听到了这些议论，有些是别人当面说的（不是对她说的，是对她旁边的同学说的，但声音大到她也能听到），有些是别人转告她的，有些是她自己从那些投向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
她不在乎。
她在乎的东西太少了，少到只剩下两个：一个是那个刻着两个L的戒指，一个是那个装着所有回忆的U盘。
这两样东西她每天都带在身上，戒指放在书包侧袋的夹层里，U盘挂在钥匙扣上，钥匙扣每天都会碰到她的腿，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的，像一个微型的、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风铃，每一声都在提醒她——你在等一个人，你不能分心，你不能让任何别的人走进来，因为你的心已经满了，没有位置了，一个针尖都插不进来了。
她不知道的是，有一个人，从初一开始，就在看她了。
王潇然，初二四班，成绩中上，性格内向到近乎透明。
他在班级里的存在感极低，低到有一次班主任点名的时候漏了他，全班都没有人发现，他自己也没有吭声，只是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等老师点到下一个名字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地替自己应了一声“到”。
他的脸上还残留着初一时爆痘的痕迹，虽然比去年好了一些，但额头和下巴还是能见到几颗红肿的痘痘，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几块礁石，虽然潮水已经退了，但礁石还在那里，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被淹没过的水位线。
他的身材也没有好转，依然是那种浮肿式的胖，校服穿在身上紧绷绷的，坐下来的时候肚子会勒出一个不太体面的弧度。
他其貌不扬——这四个字是他对自己最客气的评价，如果让他说实话，他会说“丑”，但他不敢说，因为他觉得“丑”这个字太残忍了，用来形容自己都显得残忍，他宁愿用“普通”“不起眼”“没什么存在感”这些更温和的词来包装自己，像给一面裂缝的墙刷上一层新的白漆，裂缝还在，但从外面看不到了。
他是初一那年在走廊上第一次注意到李欣萌的。
那时候她对所有人还都客客气气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有人跟她打招呼她会回应，有人找她借东西她会借，有人在食堂跟她拼桌她也不会拒绝。
他远远地看着她，觉得她像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人——不是那种浓墨重彩的工笔画，是水墨画，淡淡的，轻轻的，不用力，不着色，但你就是觉得好看，好看到你不忍心走近，怕走近了会破坏那种距离感带来的美感。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近她。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知道自己站在她旁边会是怎样一种不协调的画面，像一个被捏坏了的陶罐放在一只精美的瓷器旁边，不配，也不该。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距离——远远的，不打扰的，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走廊的拐角处、在食堂的角落位置、在操场的边缘，用目光追随着她，像一个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观测一颗遥远的星，他知道那颗星不会回应他的注视，但他还是想看，因为看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初二那年，两个班隔着一道墙，共用同一排走廊、同一个楼道、同一层洗手间。
他们每天会有无数次擦肩而过的机会——走廊上，楼梯上，操场上，食堂里，每一次他看到她的心跳都会加速，但他从来没有敢看她的脸超过一秒钟。
他总是提前把目光移开，或者低下头，或者跟旁边的同学说话（虽然他旁边经常没有人）。
她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能在零点几秒的余光里捕捉到她的轮廓——她穿校服的样子，她散着头发和扎着头发的样子，她走路时右脚比左脚重一点点的样子，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样子（她笑得越来越少了，但她笑起来的样子他一直记得，从初一开始就记得）。
这些碎片被他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存在记忆里，像收藏家把珍爱的邮票放进集邮册里，每一张都小心地夹好，生怕折了角、起了皱。
他知道追她的人很多。
初二之后，追她的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成绩好的体育好的会弹吉他会写诗的，什么样的都有，每一个在他看来都比他强一万倍。
他看着她把那些情书一封一封地扔进垃圾桶，动作越来越干脆，越来越毫不留恋，像一个心门已经焊死了的人，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敲门、怎么喊、怎么用头撞，都无动于衷。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他不知道她去过南京，不知道她见过一个叫赵楠的女孩，不知道她的心已经被一个人占满了没有留下任何缝隙，他只知道她变了，变得更远了，更冷了，更像一颗他永远无法触及的星了。
他的暗恋从初一开始，到初二已经长成了一棵不大不小的树，根系扎进了他所有的闲暇时间里——课间十分钟，午休半小时，晚上熄灯后到睡着前的那段时间，这些时间他用来想她，用来在心里描摹她的样子，用来在日记本上写一些他永远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幼稚的、肉麻的、但每一个字都是真的的话。
他没有那种把心事写在脸上的能力，他的脸上永远是那副表情——安静的，木讷的，没有太多波澜的，像一个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的人。
但故事不选择主角。
故事只选择发生了的事情。
而在这个时间点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不敢让她知道他的存在，他们的目光从来没有在空气中交会过，他们的名字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任何人的对话里。
在所有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眼里，他和她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各走各的，各活各的。
但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无聊，它喜欢把两条平行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弯一个极小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弧度，让它们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某一个点上，碰到一起。
那个点还很远。远到她还没有开始想，远到他也不敢想。
初三上学期快结束的一天，下了一场罕见的雪。
那天放学的铃声响起的时候，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整所学校像被盖上了一床白色的棉被，安静得能听到雪落的声音。
王潇然背着书包从教学楼里出来的时候，在校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下看到了她。
她穿着那件他见过很多次的卡其色毛呢大衣——就是她从南京回来之后经常穿的那件，边角已经有些起毛了，但她还是很喜欢穿——站在雪地里，仰着头，看着雪花从灰白色的天空中飘下来，一片一片地落在她的头发上、睫毛上、大衣的肩头上，像有人在她身上撒了一把碎碎的、亮亮的、正在慢慢融化的银粉。
她的表情是他没有见过的——不是高冷的，不是冷漠的，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而是一种柔软的、脆弱的、像她随时都会碎掉的、让他的心脏猛地揪紧了的那种表情。
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那个人。
他知道她在想一个人，但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只知道那个人一定不是他，永远不会是他。
她站了一会儿，伸手接了一片雪花，看着它在掌心里慢慢融化成一个小水珠，然后把掌心攥起来，把手插进了大衣口袋里。
她低下头，踩着雪，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公交站的方向。
她的脚印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歪歪扭扭的、右脚比左脚深一点点的痕迹，像一行用脚写出来的、只有她自己能读懂的密码。
王潇然站在校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下，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地变小，变小，变小，最后消失在被雪覆盖的街道尽头。
他脚下的雪被他的体温融化了，鞋底湿了一小块，冷气从脚底传上来，但他没有动，他站在那里，把那件卡其色呢大衣消失在街角的画面刻进了脑海里，刻得很深，深到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自己的初中时代时，能想起来的只有这个画面——一个大雪天，一个穿卡其色呢大衣的女孩，一个他这辈子都走不近的背影。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背影的主人，心里装着另一个背影。
一个远在南京的、穿着深灰色羽绒服的、比她大五岁的、她这辈子都走不近的、永远走不近的背影。
两个走不近的人，在同一个雪天里，站在同一个校门口，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想着两个不同的背影。
他们的目光在那个下午没有任何一次交会，他们的故事在那个冬天还没有任何交集。
但雪会融化，冬天会过去，有些东西会在你完全没准备好的时候猝不及防地闯进你的生命里——不管你想不想要，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已经装满的心，命运会把它该放的东西硬塞进来，塞到你手里，塞到你怀里，塞到你心里的那个已经满了的房间里，在墙上再开一扇门，逼你走进去。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此刻，雪还在下。
她在公交站等车，他在雪地里站着。
校门口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干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风一吹，雪沫子簌簌地往下掉，像另一场更小的、更细的、更无声的雪。
世界在这一刻是安静的，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在这片安静里，她是他唯一的、全部的、永恒的风景。
他不知道的是，他也是某个人的风景——在某一个他不知道的、从未被他注意过的角落里，有一双眼睛也在看他。但那不是李欣萌的眼睛。
那是另一个故事。
而在这个故事里，他连出场的机会都还没有得到。
他只是一个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的、其貌不扬的、满脸痘痘的、微微发胖的初三男生，看着一个穿卡其色毛呢大衣的女孩，在公交站台上，上了一辆他不坐的车。
车门关上了，车开走了，尾气在冷空气中化成一团白雾，很快被风吹散了。
他还站在那里，站到脚趾都冻麻了，站到天色暗下来了，站到路灯亮起来了，站到他终于意识到，他已经错过了自己该坐的那班车。
就像他后来的一生一样。
总是错过。
总是迟到。
总是看着她上另一辆车，去另一个方向，去一个他到不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