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案暴雷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言曌正在曼谷的办公室里看一份季度报表。电话是贺彧打来的，声音隔着听筒，平而稳：“言氏的欧洲子公司发布了资产减记公告，减记金额接近收购价的三成。股价开盘跌了百分之十二，已经停牌了。”言曌放下手里的报表，靠在椅背上。她等这天等了半年。
言氏收购那家欧洲科技公司的时候，尽调报告里列出的核心资产包括几项工业数据分析专利、一个稳定的企业客户群、以及一条“具备高增长潜力”的软件产品线。卖方提供的财务数据显示，软件业务的年营收增长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利润率超过百分之四十，客户续约率高达九成。言澈在谈判桌上压了价，但他压的是“报价”，不是“估值”。他在卖方提供的估值模型上做了小幅调整，但接受了那些漂亮假设。收购完成之后，言氏派驻了管理团队去整合。整合团队接管财务系统之后发现，实际情况和尽调报告完全对不上。软件业务的营收中，有将近四成是硬件销售包装成的“软件服务收入”，那部分利润薄得可怜。客户续约率的九成是算法调整过的统计口径，把一次性付费的试用客户也算进了“活跃客户”。研发管线里的几个核心项目，实际进度比报告上标的慢了两年。言氏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技术含量远低于预期的壳。资产减记公告发布之后，市场反应剧烈。股价断崖式下跌，分析师下调评级，几家机构投资者撤出了对言氏欧洲业务的跟投。股东们开始问责，矛头指向了主导收购的言澈。当初庆功宴上那些拍着他肩膀说“后生可畏”的元老们，如今换了一副面孔，在董事会上沉默着不出声，私下里已经开始互相打听“这事到底是谁的责任”。
言澈被留在欧洲处理善后。诉讼已经立案了。言氏起诉了卖方和参与尽调的中介机构，指控其在收购过程中存在欺诈性陈述。但诉讼周期漫长，证据收集、跨境取证、法律程序，至少需要一两年。即便最终胜诉，能追回多少也是个未知数。言澈作为收购案的主导人，责无旁贷地留在了欧洲。言国华对外说的是“让他负责到底”，但言曌听得出来，这话的潜台词是“暂时别回来了”。言澈走的时候，她不知道他是什幺表情。但她知道他现在一定明白了：他走的每一步都在别人的棋谱上。
言曌看着窗外曼谷的街道，阳光烈得晃眼。她拨了言国华的电话。接通之后她没有寒暄，直接说：“爸，欧洲那边的事我听说了。东南亚这边我做了三年，账目是清的，利润是稳的，供应链和本地关系已经跑通了。现在集团需要稳定局面，我可以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她能听见言国华的呼吸声，像一扇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门。“你想回来？”他的声音比三年前老了一些，“回来做什幺？”
“进董事会。”言曌的声音没有起伏，“东南亚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可以做事。集团现在需要能稳住局面的人，而不是留在欧洲打官司的人。您考虑一下。”
她没有等他回答，挂了电话。她知道言国华不会立刻同意，但她知道他会想。她让秘书把东南亚分公司三年来的财务数据整理成了一份简洁的报告——营收增长率、利润表、项目回款率、本地合作方的合同清单——打包发给言国华的邮箱，标题只写了四个字：三年小结。
言国华收到那份报告之后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他没有打开看，只是看着屏幕上那个标题。他不想承认言曌在东南亚做得不错，但他心里清楚，那些数字不会是假的。集团现在需要一个能稳住股东信心的人，一个能对外说“我们有新的增长点”的人。东南亚是言曌做出来的，她是唯一能让股东们相信“言家还有人在做事”的人。言澈暂时回不来了。他不想让言曌进董事会，但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拨了言曌的电话。“你回来吧。”他的声音干涩，像用了很久的砂纸，“进董事会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言曌挂了电话，收拾了办公桌上的东西。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曼谷的天。天空蓝得透明，几朵云低低地压着远处的高楼。她订了一张三天后回国的机票。走之前她给贺彧打了一个电话：“我要回来了。”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到了跟我说。”
“阿彧，”她说，“我很快就可以嫁给你了。”她没有等他回答，挂了电话，转身开始收拾行李。窗外曼谷的阳光落在地板上，暖得正好。
